如画如诗的巅旮旯

撰文/赵廷臣

一

我的家乡大关县吉利镇回龙村因一山高过一山，地势陡峭偏僻，有人称为“巅旮旯”。有几位从外地到回龙从教的年轻人，办了一本文学刊物取名《巅旮旯》，但没有成型，改名《栋青心语》。

毛利辉用他手中流畅的文字赞美过回龙，他的《巅旮旯情事》表达出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毛利辉的眼中，回龙是如此的美丽，他写道：“回龙的夏天是凉爽的，天空蓝得没有任何悬念，云朵也是纯洁的，一如山上的人。”曾在这里工作过的刘金富用诗一般的语言写道：“期盼一阵春风，拂去你的困乏;渴望一缕霞光，擦亮你的眸子。用你千年沉积的力量，冲破大山的禁锢，挣脱愚昧的缠绕，撕碎特困的帽子。用你宽厚的胸膛拥抱，遥在咫尺的小康。”

从这里走出去的无数回龙人都会用一颗颗思恋的心想念着她。

回龙村，一个以贫穷著名而进入“感动中国人物”毛利辉微博的小山村，一个处在吉利镇高山巅上的贫困程度较深的村子。“巅旮旯”成为回龙的代名词。

我那美好记忆里的巅旮旯神圣而纯洁的。回龙确实很贫困，生活在这里的村民物质相当匮乏，但是，这里却有着城市人不可拥有的美丽与单纯。春天的回龙是一幅美丽、和谐的风景画，到处是密林、草甸，湛蓝的天空下满目葱绿，绿色的草甸上长满了无数不知名的野花，有红色的，有绿色的，有黄色的，也有紫色的，踩来一束野花放在手里，芳香四溢，沁人心脾。秋天的回龙是另一番风景，农人们背着用竹子编的大背萝到地里收获玉米之类的庄稼，农人们也会将羊群、耕牛赶到收完了的玉米地里，让牛羊饱餐一顿秋天的美食。那些变了颜色的森林与草甸成为美丽画卷的主色调，斑驳琉璃的晚霞，勤劳纯朴的农人、膘肥强壮的牛羊、五彩斑斓的树叶、惹人喜爱的野果镶嵌在纵横交错的山涧中，便构成了一幅幅经典的“艺术品”绽放在中国西部乌蒙山中。

我那美好记忆里的巅旮旯又是纯朴而和谐的。我曾在回龙度过了十五年美好的时光，让我感受到大山的纯朴，村民的善良。

我七岁时入高峰小学。这个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和二十来个学生，三间木架瓦房，外围是齐屋檐高的土墙。我的一位老表杨秀香便是这里的唯一老师。学校撤了，杨老师就失业了，他现在是县人大代表。他一见到我，总是笑盈盈地说起那段艰苦而难忘的日子，总是夸我读书用心成绩好。因为高峰小学没有开办五年级，四年级后我转入离家十多里远的花楸小学读完小学。我的初中生涯是在回龙小学的附设初中班度过的。

读初一，正值一个不寻常的年份，那是一九七六年九月的事。那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我清楚的记得，我们二十多名学生住在回龙大队的木板板房子里，同学们睡在那早已经被岁月熏上烙印的竹楼板上，早晚楼下升起的烟雾总是让人难以入睡。伟大领袖的逝世是通过电波传来的，我们惊呆了，深信领袖不会死，但这是事实。我们刚开学，就安排上山去砍竹子，去找松枝，制作花圈，搭建灵堂。我们全校师生与回龙的群众为悼念毛主席整整张罗了半个来月，大队党支部才按照上级要求举行隆重而又严肃的毛主席追悼大会，所有的人都沉侵在悲痛之中。在临时主席台前，许多人放声大哭，我们年龄小，也跟着哭。悼念活动结束，我们才开始正式上课。我们的校长姓杨，教我们初中仅有李老师和车老师，一个教语文、政治，一个教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由于缺教材，几个人看一本书，我们的课上得很慢。当时的回龙小学是木架瓦房，一楼有几间教室，二楼从屋檐下架起楼梯上去，二楼的教室下面是用木板做成的，上课时互相影响，但我们读书的条件就是这样艰苦，没有人会在意。初中二年级时，学校在老教室的后边修建起了新木板房作为教室，还有一个简易的球场，我们附设初中班共招收了两个年级的学生，大约有四五十人。

我那美好记忆里的巅旮旯，人与自然是和谐相处的，回龙以淳朴著称。我们在这里也见证了回龙人向落后“开战”的历程：当时，村民家大多数是木架房，长三间，许多人家都用竹子夹壁头，再敷上用泥土、石灰搅拌成的泥浆。不过，这种墙壁不透风，即使是冬天也不冷。锅、盆、碗等生活用品也很简陋。总之，值钱的东西不多。下山没有公路，运送物资全靠人背马驮。他们一般不到自己所辖的吉利赶集，常常到临近的高桥赶集，总是起早摸黑。村民除了劳动，晚上没有其他事可做，也没有什么文化活动，就是吹牛谈天。这里工作的老师与村民没有两样：出门就得走山路，进屋就得吃玉米饭。不同的是老师每月要到中心校领工资，老师每天有几十个学生陪伴。在回龙读初中的三年里，我们总是住在歪歪斜斜的被几十年吹烟熏黑的老木板房里，学校教学设备缺乏，物理、化学课从来就没有上过实验课，都讲理论。同学们总是一边读书一边上山背柴禾，总是一边读书一边喂猪改善生活，总是一边种地一边背玉米面维持教学。但村民与师生们深信：总有一天，回龙一定会变好的。

我那美好记忆里的巅旮旯，村民、老师、学生相当融洽的，当地村民把学生当成“宝”，做饭没有柴禾，村民会给，师生到山里拾柴，村民不会阻挡，有学生生病，村民会去山里找草药。几位老师常年与学生们在一起，吃饭上课，上山打柴，开荒种地，几位老师总是带头。我曾记得，为了改善生活，我们用班费在本地买了一头小猪喂，没有饲料，小猪就吃学生们的剩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猪慢慢长大，老师就安排二十几个学生上山找猪草，春夏秋冬不间断。下雨或天气太冷，有的学生就从家里拿来交学校。猪喂肥了，老师就组织全班学生宰猪，每逢宰猪这天，学校可热闹了，二十多位学生满脸的笑靥，像过年一样，全体学生放开吃一顿肉，一些村民也会凑过来帮忙。没有吃完的肉就把它煮熟，切成肉片，分发给每位学生。也要留一些好的，如猪腿之类的。留下的肉要用柴火楸干，不能停火，师生轮流值班，即使是晚上。现在想来，在回龙读书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也充实，还练就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品格。

二

二十多年过去了，家乡回龙还好还吗?

盛夏七月的一天，我跟随单位十多位同事驱车前往回龙，走进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中午时分，夏日的炎热还没有褪去的迹象，车子沿着坑坑洼洼的公路向回龙进发，转过一道弯，跨过一道坎，翻过一山又一山，才能到达回龙村委会，与昔日朝夕相处的村民面对面谈变化。

我们到达回龙村委会已是下午两点左右。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原来大队的木板板房子不见踪影，许多群众正在那里修建文化广场;原来供销社的木板板房不知去向，被一座三层的平房取代;在村委会的侧面有一姓谢的人家修起了砖房做起了生意。身材高大的村主任李云书带着我的亲朋好友、老党员、群众代表在村委会等候我们，我初略估计一下，足足有六十来人，这个场面真的使我感动不已。我知道，我的父老乡亲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我们顾不上一路颠簸带来的疲劳，迅速走进群众中间，了解基层群众想什么?盼什么?

党员、群众代表与我交谈，总是争着发言，向我介绍回龙的变化。在他们眼里，回龙的变化是“惊人”的。

党组织负责人介绍，全村有十四个村民小组，居住着三百八十多户，一千五百多人，主要有汉、彝、苗三种民族。有近二千六百亩耕地，一万九千一百多亩林地。属于高海拨地区，平均海拔一千六百米，尽管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县平均水平，但是森林覆盖率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全村基层党支部有六个，党员四十二名，各个党支部组织学习杨善洲和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争当优秀共产党员。一些年轻人、有知识的人向党组织靠拢，党组织后继有人，党组织在群众中有吸引力和号召力。

群众观念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成为回龙人的主流意识。全村有二百五十多名育龄妇女，有七十多名长期在外打工。在这个贫困村生活了多年的大部分人选择了少生、优生。三十多岁的赵群是本地人张碧贵的妻子，家住村民委员会附近，优势独特，她就在家里开起了百货店，重点经营农民必需的化肥、农药等生产、生活用品。对一些特别困难群众，赵群就把物资赊给他们，这些困难群众也很守信用，一旦有钱，就立即还上，赵群家的生意还不错，百货店便成为她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家就用这些收入供小孩读书，她家在回龙村经济还算宽裕些，幸福指数也较高。她家成为回龙人经济观念悄然改变的代表。全村有两所学校，二百零六名学生、十一名教师，老师们来自本镇的尾甲、龙坪村，临近的高桥镇及昭通市外的曲靖市。学校校长叫刘嘉远，是土生土长的有知识的人，管理学校有序，学生素质不断提高，一批批学生走出大山，学习各种知识，寻找致富本领，每年这个村有两、三名大学生就读于昆明等地的大学。村民们总是说，学校送走学生，学生们不但学到书本知识，还把山外的新观念带回来，不然咋能有这么多的人走出大山，去寻找自己心目中的美好世界。走出大山的回龙人多数成为知识分子。李朝清是回龙出道最早的“知识领袖”，他曾担任昭通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多年来从事理论的研究与传播，长期在昭通各县区讲学，多件理论文章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他是回龙人中最值得骄傲、不可多得的“知识人”。刘嘉富、赵成宽、万来富、田佑华、石国宽、彭祥伦、李章元等均在乡镇中学、中心校任过校长或教导主任，万来富已成为昭通市实验中学的骨干教师。在册的几十名回龙籍干部中，就有车才广、万来贵、万来坤、张碧军、汤学军、应永奎、陈信学、刘易翠、刘易洪、刘建兴、赵廷巧、朱自芬、彭广恒、彭广敏、陈思荣、周顺银、周健、赵廷芬、赵光聪等三十多人从事教育工作，周庆远、周庆永、汤学文、周顺宽等从事行政、法律和医务工作，赵光树、刘德强等从事公安工作，张兴云、彭富凤等在县外从事金融工作。当然，回龙人更没有忘记那些为回龙教育事业发展、培养本地人才的老师们，回龙办学时间早，政府从外地派去任教的人也不少，像李代强、魏宗兴、耿子明等一批外地老师，他们刚从学校毕业，正值青春年华，就到这个高山从教，他们把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回龙的学子们。毛利辉、刘金富等热血青年在回龙留下了足迹，他们教书又育人，与回龙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毛利辉在不断向外界宣传回龙的淳朴，即使离开了回龙这片山，在“六一”等有意义的节日里，也会带着云南夏氏宝骏、一些媒体关心回龙儿童和贫困家庭。他还带着腾讯网活着栏目编辑王崴老师到回龙村走访留守儿童。左志新在《一个认真的毛利辉》中说：“利辉为回龙的孩子送去了好多车衣服，孩子们笑了，利辉也发自内心地笑了……”也有张树州、陈邦元、刘嘉勋、陈信超等一批本地教育工作者在回龙默默耕耘，更有无数的中国式的“编外教师”为改变回龙的面貌不断努力着。

改善基础设施成为回龙人追求发展的主要目标，村民感受到时代的变迁。手机、电视等先进设备的运用，拉近了山民与世界的距离。

回龙村是有名的高山。群众对修建回龙公路记忆犹新。这里有个凄惨的故事：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群众杀过年猪，要上交一头给国家，自己才能杀一头。有一户人家去交猪，因为没有公路，就把猪绑在担架上由两个人抬着去街上卖，在路途中，因山路陡峭、狭窄，五百多斤的活猪力气大，绑着它也难受，就力跳马扳的，抬活猪的两个人哪能胜任，连人带猪摔下山崖。回龙人欲哭无泪，发誓要修一条通往山外的路。曾有人断言，回龙人永世不能修通公路。可是，回龙、营底的群众就是不甘心，就是不服输。上世纪九十年末，他们请交通部门的技术员帮助测设了从尤家河坝到营底、回龙的公路线路，他们还利用关河公司修建的电站链接桥，组织上千人从高桥镇的尤家河坝处修了近千多米长的路，以示决心。2000年，时任县委书记的陈绍余知道这一情况后，非常感动。他要亲自到群众中去，听听群众修路的打算。他安排妥帖县委的工作后，只带了一名工作人员前往。这位相当务实的县委书记从木杆的甘顶走到营底的阳平、沙塘、田坝、新华等村组，沿着交通部门测设的路线逐一查看。这位陈书记从营底走到回龙，从回龙走到小寨，进农家，下田间，查学校，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听群众修建公路的意见，他听群众发展经济的想法，他听群众的所盼、所望。三天三夜的辛苦，让他对回龙、营底、小寨这样的贫困村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对群众的意见有一个科学的判断。回到县城，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交通局长，专题研究回龙公路的修建。交通部门确定，争取项目用一个冬的时间，由群众投工投劳的形式修建回龙、营底公路。这条群众出行的“生命路”在县委书记的关心下，终于在一年之后顺利建成。后来，经多次投资扩建，形成了今天畅通的“致富路”。据村民介绍，村公路修通了，群众想修路到家门口，就自己集资，他们户均集资三千元以上，最多的达到五千多元。而今，回龙的大多数村组都通了路，车子可开到家门口。

一九七四年，大关永善发生大地震。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国务院关心大关吉利镇，给了二十多万元的物质，灾民们有远见，他们用这些物质换来资金，在高桥河与大关河的交界处修建了一个装机六百四十千瓦的小水电站，回龙人与吉利镇的其他村民一道用了几个春秋的时间建设电站，尽管没有工钱，村民们干的有滋有味。回龙人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就用上了电，用上了钢磨、洗衣机、电解锯等电器，只是供电效果不大好。今天，国家用农村电网改造资金改造了高压电路，供电质量高了，群众生活更方便了。由于通了电，回龙人与城里人一样，用上了最先进的手机，一些村民用手机与在外打工的亲属自由联系，了解山外多采多姿的精彩世界。由于有了电，村民几乎家家用上了电视机，聆听党的声音，掌握国家政策，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

回龙人寻找精神文化的“富有”。过去，回龙没有通电，没有通公路。回龙人的生活是在火塘边度过的。偶尔，放一场电影，便成为精神“大餐”。曾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电影队要到回龙放三、四次电影。一次，在回龙大队坑坑洼洼的坝子里放了电影《刘三姐》，又要到普来去放。我们与大人一起到离家二十多里远的地方温习刘三姐。我们看完电影已经是凌晨了。年幼的我，与大人又要沿途返回，边走边打瞌睡，走着陡峭遥远的山路回到家，快天亮了。第二天还与同伴们侃刘三姐如何如何好漂亮。这就是当时回龙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缩影。

在回龙村委会，我们看到：几辆大货车拉着沙子停放正等待卸货，一些村民在打水泥坝子……这是修建文化广场的劳动场面。新到任的总支书记李瑞林告诉我：回龙的新农村建设得力于昭通市政协副主席、财政局长普安银，大关县委书记王宏，副县长罗章旭等领导的关心。普副主席、王书记曾多次到条件艰苦的回龙调研，听取山区群众的意见，并争取资金帮助回龙建设文化广场和在村委会附近的几十户人家建设新农村。村民用政府的少量资金，自己新建或改造房子，打水泥连接路，绿化美化家园。村民们说，文化广场建设好了，就可以在这里放电影，在这里搞文艺演出，在这里休闲悦乐，过一下城市人的生活。

这一个个的发展变化，看得见，摸得着。相亲们拉着我的手说，你离开这些年，没有忘记回龙的发展。我总是为自己没有为家乡发展出力而内疚，我深为回龙人为改变自身所作的努力感到钦佩，也为回龙的惊人变化而惊讶。我总是在心里提醒自己，要多为回龙的发展出力。我也希望在回龙生长、走出大山的回龙人多为回龙的小康明天出谋划策。

三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纯朴与善良的回龙人这个巅旮旯上创造一个个如诗的故事。

看望“闵会计”不是计划内的。说来也巧，闵兴友家原来离我家近。闵家一穷二没有文化，但他还是装有文化。由于他在生产队时负责计工分，他就很自豪。他在自己的左手上画上手表，找来废旧的水笔壳挂在胸前。村民就说，“闵会计”是“手一捞金壳表，头一抬金笔挂起来”。他就成为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会计”。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家父子俩特懒，他一直找不到媳妇。后来，村里跑来了一个懒婆娘，村里人就叫他们凑合成“夫妻”，生了一个男娃儿一个女娃儿。十年后，他的父亲走了，男娃儿也死了，他家因为“懒成一堆”，实在没有吃的，懒婆娘就带着女娃儿跑到思茅去了。闵兴友就成了政府救济的“五保户”，每月有高龄补助和低保。前些年，县城新修了敬老院，闵兴友就被请到县城享福。这位八十多岁的“懒汉”不习惯敬老院，偷偷跑回回龙。

在回龙正在修建的文化广场边，闵兴友在那里捡废弃的水泥编织袋，我认出他。走过去问他捡来干什么?他说，他捡来卖钱买化肥追包谷。我心里一阵心酸。我就带他到附近的百货店给他买了一袋八十斤重的化肥。他又是说谢，又是下跪。八十多岁的老人给我下跪，我怎敢领受。我的泪水哗啦啦的流了出来。其实，我知道回龙人真的在变，“懒汉”种地都会用化肥了。

李春武是一普通的农户，也是我在回龙读书时的同学。由于各种原因，他留在了生他养他的地方。走进他家，房子有些简陋，生活用具有些陈旧，家居周围环境也不太好。这确实让我们揪心不已。他还是用学生时代的笑脸对我说：他家有五个人。儿子李发林在临沧学院读大学，一个在本地读书。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在他家吃晚饭，还连连说：“你出去了这么多年。还记得我们啊，见到你真的很高兴。”我问他有没有有困难，他笑着说，没有啥子困难。孩子在外读书，我们经济要紧一些。我知道他不好说，回到单位，我们十多个同事，每人捐两百多元钱，作为李发林在外地书的生活补助费。他和他儿子都很激动。后来，我与同事邀请他儿子李发林到单位做客，与单位的同事座谈，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李发林能学到本领，多为社会服务。我为李春武勒紧裤袋也要送儿子上大学欣慰。

看望杨秀坤理所当然。他早就在回龙村委会的坝子里等我们了。杨秀坤何许人也?他是回龙村走出去的一名常年在老家居住的老干部，这位曾在回龙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工作成效明显被提拔到外地任职的回龙人、一个七十高龄的长者哈哈喷天，精神矍铄，思路敏捷，就是身体有些消瘦，牙也掉了几颗。见到我，又说又笑，问这问那。感到好亲切，他说他的生活，也说他的子女。看着他开心的样子，我也洋溢着心中的喜悦。说起杨秀坤，回龙人没有一个不伸出大指母，都以他为榜样。杨秀坤出生在回龙的一个贫困家庭，小学毕业。年轻时，尽管读书不多，但是他工作有热情、有思路、有办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上了回龙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回龙人最难忘的就是两件事：回龙离吉利镇较远，人们就选择到高桥集镇赶集，但一条奔腾的高桥河挡住了群众的去路，常常有人被高桥河水冲走，他疼在心里。在那个年代，国家处于贫困期，往往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他就组织回龙的能工巧匠开山炸石，在尤家河坝的高桥河上修建了一条通往高桥集镇的石拱桥。从此，回龙人过河方便了。还有一件事，就是组织回龙人到大关河上参加修电站，许多群众不理解，他就带头去参加劳动，几个春秋的劳动为这个美丽的巅旮旯换来了一山的“群星闪烁”。杨秀坤就扎根于回龙人的心里了。他的事迹震惊了上级，他从此调往外乡当干部。一次，我在寿山见到过他，由于是干部考察会，会场非常严肃，这个56岁的老干部却风趣地说，述职人杨秀坤，现年28岁，台下一片笑声，他慢条斯理地抽抽眼镜说：人老眼花，28公岁嘛。台下又是一阵狂笑。他的幽默与风趣让我至今难忘。杨秀坤现在很幸福，他的儿子杨再军高中毕业接过他的班，当过村支部书记，两个孙女长大成人。说起孙女杨源源在昆明读大学，杨秀坤就高兴，显得有些自豪。

走出回龙村口已近黄昏。站在村口遥望这个如画如诗的巅旮旯，一阵微风吹来，既亲切又温暖。这里如画的风景等待远出的游子回来品尝，这里如诗的故事等待远出的游子回来聆听。

再造美丽回龙，演绎动听故事，所有的回龙人准备好了吗?远出的游子们永远不忘这个美丽的癫旮旯，永远不忘给家乡建设出智慧。家乡美丽风景在变，家乡人的观恋在变，家乡人的生活在变。独有思恋家乡的心永远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