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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召唤
刘铮
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诗人是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最懒惰的人,他们什么都不干,他们不劳而获。其实他们也没有在这个世界得到什么,崇拜与憎恶总是围绕着他们,他们稀罕的是离上帝再近些,再近些。驱赶与放逐,死亡与流亡,他们的命运似乎总是很糟糕。诗人给人的印象不外乎神经质与不务正业。北岛说《纽约时报》刊文讽刺他们这些靠朗诵诗歌混饭的人,他们怕早已经习惯了。
同时阅读汪曾祺与北岛让我感觉到,不同气质与阅历的人写出来的文章毫无可比之处。汪曾祺的散文舒缓娓娓道来,章法自然;北岛的散文字里行间透露出文字之间的紧张,他自己以为写散文让他放松,写诗让他的神经像绷紧了的弦随时要断掉,殊不知,他的散文让人看了同样喘不过气来。我将《汪曾祺散文》和《午夜之门》同时摆在身边,看完一本的一篇就拿起另一本看另一篇,一张一弛,毫无厌倦。我喜欢用苹果来混吃煮好的花生,味道香甜。看书,也可搭配。
我的内心一直在流亡,或许如此,我对于那些看似有意无意透露着悲伤与愤怒的诗歌总是情有独钟,我总在夜里读它们。我知道,世界的某个角落,一个失意的人写出了它们,人们在电视里或许看见了写诗的人,光鲜,自信,平静,那是假象。他们从来都是不安与怀疑的。王寅平静的面容里裹着悲伤,像陈列馆里安静的青花。有一段时间,我的枕头下放着《王寅诗选》,还有一支笔。后来我在书上写了一些文字:
那么,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呢?/一首诗的背后是他的悲伤与失败/一个诗人留着长发,犹豫的眼神/怀疑的俯望着世界,空了,又满了
一首冷淡的诗意味为着什么?/没有意味也不能冷却/只是暗合了我已关闭的内心/不愿说话更不愿倾听
那么,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呢?/一首诗一个诗人/还有他说:“为了幸福而不是虚荣”/就是这样一本诗集,在我的枕头边放着
这是我的读后感,标题是《在深夜,读一首冷淡的诗》。王寅的诗如白银的薄片,切口清晰,姿态是疑问的,他的内心被打磨得透亮,但始终隔着磨砂般的光晕。《冬日》中,雨斜靠在房屋之外,一只水罐,一丛黄花气息轻盈;《午后》人们在书页里在大街上闪闪烁烁;《马》更像是一个江湖外高手的象征,双目微闭,迈着细步回家;《花卉的时间》:“花卉的时间,玻璃的黑暗/冰冷的骨殖清晰可见/太阳割下的碎片正在返回/无瞳的双眼缓缓睁开/灵魂总有栖身之所/在茂盛的黑暗深处/像一株麦穗,逃亡者倚往/窄窄的梯子悄无声息地生长着。精微的感受力直抵灵魂,这不是凡人的眼睛所见;而在《必然是重复必然是疮痍》、《时光旷费得太多了》、《直呼其名吧,泪水》中则出现了一个愤怒的诗人,一个“哀悼者、苟活者、流亡者。”诗人的散文与他们的诗当然有某种血缘关系,从他们的散文里,更能看出他们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在他的诗歌随笔《复得的诗歌》、《展览会的图画》、《生命的利刃》中,可以一窥诗人生活的常态,和常人的常态南辕北辙。恍惚于生活,被文字缠绕,被神秘的源头召唤。诗人、记者,生活中的王寅不谈论诗歌。
北岛的诗发问,愤怒,沉重的悲伤。我还记得那首《结局或开始》史诗般的苍茫宏大,时代交织人的命运,黑暗、恐惧、悲伤都紧紧贴在大地,在落日的照射下闪耀着铁锈色的光芒。《蜡》中“烛火比秋雾更深”一语让我在夜里陷入了往事,也许我该写下些什么,把逝去的却成为永恒的召唤在身边,重温孤独、痛苦的温度。曾经,它们将我带到源头,让我凝视静静流淌的生命河流,我在这里保全了性命。
北岛的散文出神入化,那些嵌在叙述句里的短行,就是诗的力量,是诗应当有的穿透力。《纽约变奏》末的文字是这样的:“一天早上,两只金属大鸟先后插进曼哈顿两栋最高的大厦,引发了一场大火。巨浪和热浪,让栖息在楼顶上的鸽子惊呆了,它们呼啦啦起飞,在空中盘旋。”这是诗还是散文,是叙述还是体验?《午夜之门》中:“百日孤悬,紧贴着我们脑后,像无声的枪。”《饮酒记》中:“那一醉终生难忘。山野间,暮色激荡,星星迸裂,我飘飘欲仙,豪情万丈。”这样的语句,让我思索,被污染了的文字是如何得到清洗的?《死亡谷》中:“夜宿孤松镇(LonePine)。翌日晨,小雨。”抬头,独句,全文结束。这不是唐诗吗?《巴黎故事》中:“巴黎满街是等车的人,涌来涌去,像潮水一般。他灵活转动方向盘,绕开那些企图拦车的。茫茫长夜,何处是岸?”生活,禅机,在这些文字里如此妥帖的相互嵌着。我不明白他怎样组合了这些文字,我看到文字中或急或缓的步伐,奔腾、跳跃、慢行、转弯,握住了文字的节奏、韵律与美感,让人嫉妒。北岛的散文面向生活,微醺的清醒。散文将他漂流动荡的生活呈现在我们面前,安慰着我们这些经历平淡之人。对于阅历如此丰富的诗人来说,散文是必要的,是他对世界以及文字的另一种突出贡献。“诗人不把词语用罄”,在散文中也是,那些长短句调皮地对读者眨眼,仿佛它们才是主人。北岛的散文里记录了许多人与事,因缘际合、生离死别。北岛写艾伦·金斯堡,《嚎叫》的作者,一个反主流名气大得惊人的诗人:“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卡夫卡的布拉格》中写与苏珊·桑塔格的见面,绕过记者熟人,在小酒馆说起女儿、儿子、青少年问题还有学校;《午夜之门》中的世界是另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死亡世界。在阿拉法特的办公室,一个作家闪身偷走了桌上的巧克力;《空山》讲了《空山》的作者,德国人顾彬,受到唐诗的冥冥召唤,追着唐诗人李白而去;“每个人都活在他自己那幻想、欲望、仪式和爱好的小小的茧里。”这是《布莱顿·布莱顿巴赫》中所引的这位南非作家的文字。这篇文字中,北岛的流亡与这位南非作家的流亡相互映照,熠熠生辉。
诗人这个职业不好,太紧张。与自己的内心紧张与外界紧张,与文字也是紧张的,焦虑,变形,分裂,冲突。但诗人与文字之间有令人嫉妒的关系,他们暧昧,眉来眼去,亲密无间。诗人的眼睛总是要刺穿那些大大小小的有着秘密的茧子;而且,他们的耳朵总能听到黑暗中的声音,更能辨别遥远的气味,上帝也得小心地守着他的秘密。过度敏感的五官身体让他们烦躁不安,唯有借助文字的温柔之手抚平。
小时候的我,害怕夜晚的星空,但我总坐在黑暗中观察它们,它们闪闪烁烁的对我说着什么,我安静的听,我无处可逃,我只能听它们说。白天的时间,我欺负那些比我大或者比我小的人们,我只和少数的人达成了互不干涉的协议。有时我会成为那些大女孩的爪牙,她们利用我去打她们讨厌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拍那个长着肉脑袋的男孩,他的头大而且全是肉,他不和我们往来。基于这些原因,我使劲的拍他脑袋一下,然后笑看他,他很生气的抬头看我一眼,然后低头继续玩石梯缝里的豆芽,于是我只能继续拍他,直到他离开。有时我不会让那些大女孩的阴谋得逞,我在她们跳绳的地方捣乱,直到她们嘟哝着离开。她们是我至今都无法理解的回忆,我不明白她们如此痴迷的在一起叽叽喳喳,在一起跳绳、打沙包,丢手巾是为什么。当我的母亲告诉我地球会爆炸后,我从电影院里逃了出来,而《超人》才开场。喻二胖和她的哥哥不明真相,无奈嚷嚷地随我出了电影院。这个恐惧,年复一年地压在我的心里,我害怕我们碎片般地被抛在无垠的宇宙中;我也害怕黑夜,有许多不知名的怪物潜伏在黑暗中。有一次我告诉我的妹妹,我们是天上来的神仙,这样毫无想像力的说法还是超出了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后来证明,我的妹妹是一个务实的人,我根本不该跟她谈神论鬼,就像孔子先生一样:不语怪、力、乱、神。在幻想与孤独中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对神秘深邃的事物充满了向往。在漫长的时光中,我经历了自己的险境、变形与死亡。陶渊明与荷尔德林拯救了我,他们以美的大梦将我环绕,在这里,孤独与痛苦还原了本真的面貌。孤独有一张可爱而年轻的脸,体贴亲切,在漫长的夜里毫无疲倦的陪伴我;而痛苦则是一个宽厚而严厉的长者,带我穿越深邃的世界,不容许我有半点的欺骗与谎言。诗歌将人类的直觉与想像力推向了极致。当我读到里尔克的《秋日》和冯至的《十四行集》,我恍然置身于一个辽远神秘的时空;拜伦的《黑暗》一诗仿佛预言:
“我曾有个似梦非梦的梦境,明亮的太阳熄灭,而星星在暗淡的永恒虚空中失所流离,无光,无路,那冰封的地球球体盲目转动,在无月的天空下笼罩幽冥;早晨来而复去——白昼却不曾降临,人们在孤独的恐惧里将热情忘记;那一颗颗寒冷霜冻的心都自私地祈求黎明……,因为黑暗——便是宇宙自己。”
后来我明白,允许了诗的存在就是允许了隐秘的内心,允许了疯狂允许了死亡,允许了一个人如同神的存在,允许了一个人如同玻璃破碎后的闪亮。
诗人被柏拉图放逐出理想国,其实他们一直在流亡,无论是肉身还是灵魂,而流亡的内心则是他们的永恒秘密。他们与人间的幸福与秩序有微妙的关系,纠结,有着光年的距离。他们分享上帝的秘密,听凡人听不到的,看凡人看不到的,触摸凡人触摸不到的;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居住,他们享受特权也接受被世界放逐的命运。顾彬,一个德国人,听到唐朝诗人李白的呼唤,在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不尽长江滚滚流的吟唱中追寻而来;我,侧耳,听到遥远的召唤,亘古的时光,落日泛着铁锈色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