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岁那年，小学毕业后，便要到四十里外的木杆中学读书了。老实说，我并不期盼那一天的早日到来，因为那样便不得不离开每天呵护自己的父母，独自一人去经历从未有过的生活。但开学的日子终究还是不随我的愿望而改变。离家的头天晚上，母亲腾出了她陪嫁的一口木箱给我装一些简单的日杂用品，一次又一次地用手抚平行李的皱褶，嘱咐我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努力学习，争取将来考取一个理想的学校，端上一个铁饭碗等等。我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强压着小小心脏里难以抑制的哀愁。

(学校里的银杏树)

第二天一早，父亲便背了行李带我往木杆赶去。当时交通极为不便，甘顶通往木杆的公路只有像羊肠一样的213国道线。虽是国道，却是崎岖的砂石路，除了偶尔有拉煤的农用车耀武扬威地卷起漫天的尘土轰隆而去外，便再难见到其它的车辆。县城到木杆的班车每天早晨出发，七八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中途很难再挤上半个人。父亲便带我一直走路，翻了甘顶坳，沿小路一直到向阳，穿过两边都是悬崖峭壁的阴河。父亲在前面一路淌着汗水，我束手束脚地在后面跟随，一想起马上要独自一人生活了，泪水便在眼眶里打转。到了丁木，遇到父亲的一个同事骑自行车从木杆返回向阳，见父子俩走得艰难，便主动借了自行车与我们。父亲将一大坨行李绑在自行车后座，让我坐在前面的三角架上，一路摇摇晃晃地到了木杆街上，找一家简陋的饭馆吃了一元钱一碗的鸡蛋面，便直奔学校报名去了。

木杆中学时称大关四中，创建于1983年，坐落于木杆镇集镇背后的狮子山脚下。当时的校长是全国优秀教师钟道源老师，学校管理很规范，建校以来教学质量一直名列全县前茅，每年都能有十多二十人被中师中专学校录取。在那个统招统分的年代，中师中专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极富诱惑力，一旦考取，就基本上把“铁饭碗”捧在了手心。于是每年中考都能奏凯的大关四中便深受家长的拥戴，无论条件如何艰苦，也会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地送子女读书，也很支持学校的管理工作。那时候的老师对学生很严厉，体罚的事也时有发生，但体罚之后家长不但不找老师的麻烦，待学生回家后还要再狠狠地教训一次。直到现在，我们还对当时老师体罚学生的各种怪招津津乐道、忍俊不禁，反倒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

（学生时候的毕业留影）

父亲带我到学校，先在报名处注册交费，找到了分班名单上我的名字，便马不停蹄地带我去见班主任，见了便是恳请老师严加管教之类的话语。我分在二十三班，班主任是刚从昭通师专毕业的曾苑玺老师，带着一副茶色眼镜，斯斯文文的样子。用父亲的话说就是我运气真好，那曾老师一看就是有学问的人，我能分在他班上对我今后的成长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父亲的话说得有些道理，我初中的时候先后遇到了曾苑玺、李克武、李元坤、徐美松、谢兴旺等一批年轻优秀的老师，他们教书责任心强，待学生又好，只不过由于我的少不更事而让他们空费了不少心思。

父亲替我报完名，便再次叮咛着那些他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觉得我基本上听进去了，他便推着自行车打算离开。站在校门口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下，眼望着将要离开的父亲，泪水便不争气地涌出了眼眶，觉得年幼的自己是多么的孤单无助。父亲见状，便又回过身安慰我一阵。但我知道他终究是要离开的，擦干眼泪后便催促他赶路了。等他的背影越去越远，泪水再一次流了出来，又怕别的学生看见笑话，慌忙擦去后一个人站在偏僻的角落里黯然神伤。

（校园一景）

我们那一届参加全乡小升初考试的学生共有400多名，最后录取到大关四中的仅有150人，有的村完小甚至吃了鸭蛋。我的成绩不错，在全乡十名以内。当时小学一个班的同学分在二十三班的还有吴飞、冷清智、蔡廷丑、周成军等人。虽然一个班50名学生，班主任也一再强调这是一个新的集体，大家要互相帮助、团结一致，但同村来的同学还是不由自主地亲近一些，在生活上、学习上总是互相照顾。周成军、冷清智要比我们都大一些，也亏得他们一直以来的照顾，才让我幼小的心灵里觉得初中的时光不是那么令人讨厌。

开学后最盼望的是星期六，如果按老师要求完成了学习任务，上完早课后便可以回家了。下课铃声一响，各班的教室门便显得异常狭小，学生们一窝蜂地挤出来，连中午饭也不吃，同路的便十个八个地一起冲锋在回家的路上。为了早一点到家，路上也很少嬉戏玩耍，眼睛只顾直视着前方急匆匆地赶路。四十余里的路程通常只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这就苦了我们这种年龄小个子小的学生，只能一直跟在大个子的后面一路小跑，有时他们看见我们实在跟不上了，也会停下来等一等。因为没吃中午饭，过不了多久便饥肠辘辘、体力匮乏，遇上路边有凉水便狠狠地喝上一气，然后继续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赶路。三个多小时后到家已经没了力气，但一看见父母留在锅里的饭菜便又来了精神，一通狼吞虎咽之后瘫坐在墙角打着嗝，一时半会都回不过神来。

（学习中的收获）

在家的时间总会过得很快，星期天总是一趟艰难的归程，没有谁会再有回家时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慢腾腾地吃了早饭，带上在家里用上好的肉、油、辣子混在一起煎熬的“油海椒”，便三五个约了磨磨蹭蹭地向着学校的方向步行，路上也总是借故逗留，通常是五六个钟头后上晚课之前才到学校，整个晚自习时间昏昏欲睡，捱到下课急匆匆地赶往宿舍蒙头便睡。第二天早上天不亮便起床出早操，几个年轻的班主任早已在学生之前站在空旷的操场上，只等本班的学生到齐了便领头朝校外的公路上跑去，往返两三公里后便回到教室开始早读、上正课……放学吃饭的时候，那“油海椒”便成了最美味的的佳肴，每个人到食堂打了饭，舀上红彤彤的一坨搅拌在饭菜里，那油香味便弥散开来，说不出的舒服惬意。

在这种紧张枯燥的学习过程中，不少学生便中途辍了学，有的是因为学习成绩跟不上觉得“铁饭碗”无望，有的是家庭困难连每周几元钱的生活费也无法承担。初一年级结束，班上的学生便跑了三分之一。我也在这一年中学习成绩大幅度下滑，数学考试每次只有三四十分，整体上徘徊在班级十多名，年级上就在三四十名去了，就这样把读书的兴致一点一滴地消磨掉了，唯有语文一直都不错。父母也渐渐地对我考专业学校失去了信心，只是因为我年纪小而一直都在鼓励我努力，我却并没有好好珍惜，依旧沉迷在玩耍中度日。三年后中考时差预选分数线十多分，此时才明白了哪怕在再好的学校遇到再优秀的老师，自己不努力也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希望变成失望。同村的几个同学，小升初时吴飞的成绩比我还好，可惜他父亲意外早逝，家庭条件太困难而过早地丧失了学习的兴致，勉强把初中读完后就外出务工了，其他的几个也是早早地就辍学了。

（丰富的课余生活）

父母失望之余开始动员我补习，我却一心想读高中，终因父母担心我上高中后依然无自制力而白白地浪费时间和学费，一直坚持让我再试一年。于是，新学期开学时极不情愿地联系了补习的班级，因为心里有抵触情绪，刚开始时也没想好好地努力，有一日没一日地混着日子。

补习的这一年，恰逢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于是回家的时间便从周六的中午便成了周五的下午，一放学，学生便往家赶。冬天日子短，下午六点多天便黑了，很多时候都是赶到向阳时天便暗了下来，爬到那个叫三台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便伸手不见五指。幸亏偶尔会有一辆拉煤的车经过，遇到好心的司机便会让我们蹲在车厢里的煤堆上捎我们一截，等下车时，飞腾的煤灰让我们自己也成了一块煤炭;遇到冷漠的司机，无论我们如何招手也是不停的，车轰隆隆地经过后，一大群学生便紧跟在车屁股后，借着车灯的光亮拼命地往前跑，年纪小的学生跑不赢，便因害怕而在漆黑的夜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

父母见我渐渐地长大了，加上前三年不太听话，便有意想让我多吃一些苦头。让我星期天从家里背了苞谷到学校交到食堂换成饭票，给我的钱就只用来买菜票。于是，每个星期天我的背包里便多了十来斤苞谷，到达学校时通常是腰酸背疼，疲惫无比，这样的鞭策也确实起了一些作用，让我认识到了生活的不易，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习上，加上几位老师的鼓励，各科成绩都渐渐地好了起来。但时间稍长一点，就会想方设法地找各种理由向父母多要个三块五块的人民币，心知肚明的父母也故意多给一点，让我每天早上能买两个豆腐包子填一下肚皮。

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学习也愈加紧张起来。学校为了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先后组织了百科知识竞赛和作文竞赛。百科知识竞赛中，我成了所在班级的队员之一，最后一轮抢答前我们班暂列第一，但因为我的抢答失误而被扣分与冠军失之交臂。那道题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问的是内蒙古的首府是什么地方。主持人话音刚落，我便摁响了抢答器，并快速回答：“乌兰巴托。”有老师善意地提醒：“确定吗?是不是再想想?”“不想了，确定!”正确答案一公布，看到全班同学落寞的神色，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本来我的地理在全校都算好的，没想到一时脑壳没转过弯来，错把内蒙的首府答成了外蒙的首都。为那事我情绪低落了好多天，直到作文竞赛时获得了一等奖，学习的信心才一下子提振了起来，并一直坚持到中考，取得了全县第三的好成绩。因为受父亲的影响，选择志愿时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师范，被顺利录取，也终于让父母遂了我有一个“铁饭碗”的愿。

我四年的初中生活就这样懵懵懂懂地结束了。四年的时光让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成了一个有理想的少年，四年的路途艰辛而曲折，四年里父母、老师为了我的成长而默默地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多年以后，初中生活的许多细节依然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印象深刻。父母的养育之恩、老师的谆谆教诲仿佛就在昨天，那些艰难却快乐着的日子，也一直陪伴着我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