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子在南甸老家务农，我在县城的一所中学教书，虽各有自己的生活的天空，但我总觉得她的天空更宽阔，更纯净，清澈透明得如同故乡四季奔流不息的龙洞清泉。

小时候，四个姐姐相继去了婆家，家中只剩父母、我和妹子，因为父母只有我这个男孩，大概有些娇宠我，我也因此变得骄横，常与妹子争执，甚至经常动手打她，理由充足得很，怪她鼻涕没揩干净，争东西吃，淘气爱哭……记得有一次,我又把妹子打哭了,盛怒之下的父亲抓起火塘中的一块燃着的柴向我掷来,幸亏我跑得快,那柴头只碰了一下脚后跟,我被吓得够呛,从此才有所收敛。后来我上了中学,由于家里经济拮据,为了保证我读书,父母便让小学快要毕业的妹子辍学回家—这也许就是农村重男轻女现象的一个证明,何况听别人说,妹子在校的成绩很不错。于是,妹子过早地挑起了劳动生活的重担,同父母一道将劳动收入变成一张张供我读书急需的、带有泥土味和汗渍味的生活费，以至于工作后的我,对妹子满怀感激和内疚。

妹子从此就留在了故乡。老家的老屋、菜地和责任田地就是她活动的天地。父母老了，也不常参加劳作，挖板地、挑水挑粪、喂猪放牛等一应农事成了她独自承担的内容，把希望的汗水在这片天地里恣意挥洒。而我，本应成为家中主要劳动力的她的哥哥，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旁观者，徒劳地看着她春夏秋冬，一年复一年地在沉重繁忙的农事中浮沉挣扎，只因为她没有读出书来，而罪魁祸首便是我。

现在，我看到的妹子，已全然不是当年那个爱哭爱闹扎着羊角小辫的乡村小姑娘了。繁重的劳动赋予她健壮的体魄，在老家结婚后相继出世的一男两女三个孩子，又给她眉宇间带来满足、几分慈祥。几年前，为了弥补家中经济开支的不足，她利用老家紧靠村公所的优势开了一个小卖部。山区交通不便，她就步行几十里到天星镇去提货，然后背着东西回家。接着又要煮饭、砍猪草和带孩子。有一次我说妹子你太苦了。她淡淡应道：“农村人不苦没得吃。我们比起那些一年到头只有一套补丁衣服、连粮食都不够吃的人家好多了。”这些年党的政策好，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大有改观。妹子一家的居住条件，生活条件等都有了明显的变化。老家的四间老屋也被重修一新。用水泥平整了地面，显得宽敞洁净;通了电源，不久前妹子告诉我说，计划买电视机和粉碎机，小卖部也还有近两千元的货。我听了后，真为妹子一家高兴，为村里发生的变化而振奋。

这些年，我总是心怀内疚。工作十多年，却未能给妹子以切实的帮助。相反地，每次回老家，少则半月，多则一月，妹子管吃管住。返城时，还要我带走满口袋的大米、腊肉以及核桃和鸡蛋，使我体验着一种近乎“剥削者”的窘迫与遗憾：当年供我小学读书，现在又供我三口之家的大米，我当真要永远对不住你吗?

我知道，尽管城乡的差异目前还存在，但妹子及妹子们的天空更美好，更宽阔，因为她们拥有农村这片发展商品经济的广阔天地和辉煌前景，说她们的天空更纯净透亮，是因为她们拥有勤劳智慧的双手和纯朴无私的思想境界。我相信，妹子和我在不远的将来会拥有共同的天空。那时，我内疚与自责，以及一切的忧郁将如落叶，如浮云，不再将我笼罩。

(原载1996年11月26日《云南日报》第7版)